① 世界史的作者簡介
作者：威廉·麥克尼爾（William H. McNeill）；譯者：施誠、趙婧
威廉·麥克尼爾（William H. McNeill），當世最著名的歷史學家之一、全球史研究奠基人、世界歷史學科的「現代開創者」。現為芝加哥大學榮譽退休教授，曾擔任美國歷史學會主席、美國世界史學會主席。在全球史方面的研究卓然有成，德高望重，與斯賓格勒、湯因比齊名，被譽為「20世紀對歷史進行世界性解釋的巨人」，開辟了一個西方世界史學的新時代。 1963年，他以一部《西方的興起》（The Rise of the West: A History of the Human Community）一舉成名，並因此獲得美國國家圖書獎。此後，他筆耕不止，迄今已出版30多部作品。 1996年，威廉·麥克尼爾因「在歐洲文化、社會和社會科學領域里做出的傑出貢獻」榮獲伊拉斯謨獎。 ..
威廉·哈迪·麥克尼爾（1917—）生於加拿大，父親是一位神學家和教育家。得天獨厚的學術條件使他很早就對歷史產生濃厚的興趣。著名歷史學家湯因比的三卷本《歷史研究》曾讓他大受啟發，他發誓寫出一本真正的世界史。他的歷史觀也是對湯因比歷史觀的演進。後者強調世界文明的隔離，而他則強調世界文明的交流，並在這種交流中提煉出一種簡明的、務實的進化論。
② 誰知道《世界服裝史》的作者是誰啊
這本書作者是日本人，不過是在中國發行的
カラー版世界服飾史 [単行本]
深井 晃子 (著), 古賀 令子 (著), 石上 美紀 (著), 徳井 淑子 (著), 周防 珠実 (著), 新居 理恵 (著), 石関亮 (著), 橫田尚美 (著), 筒井直子 (著), 深井晃子 (監修), 椎名節、田中為芳、茂木功 (編集)
或者是
世界服裝史要 (1951年) [古書] [-]
江馬 務 (著)
我在日本的amazon上就找到這兩本 不知道有沒你想要的
③ 唐代的戒指有什麼作用
先簡略談一下唐代以前戒指的情況。
中國古代在原始社會就有戒指了。大汶口－龍山文化時期的墓葬中已有骨戒指出土，有的戒指上還嵌有綠松石。甘肅的齊家文化類型遺址中也已發現了銅戒指。此後在考古發掘中續有戒指出土，值得注意的是新疆自公元前1000年至公元紀年開始，沿絲綢之路，多有銅戒指出土。公元１世紀，在新疆昭蘇縣夏台烏孫墓曾出土過一枚嵌寶石金戒指。此後似乎在西北和東北地區出土的戒指要多於其他地區。比如著名的寧夏固原地區，北周李賢墓曾出土過一枚金戒指，隋史射勿墓也出土了一枚金戒指。在東北，遼寧朝陽市田草溝晉墓（鮮卑墓）一個墓就出土了金戒指19件。這些墓的墓主人大多是少數族，出土的金戒指中有一些已經專家鑒定為西方傳入的手工業製品。
那麼，戒指的使用在唐代以前具有何種意義呢？這個問題比較復雜，這里只想指出以下幾點。
一、《太平御覽》卷718《服用部．指環》引《五經要義》說：「古者後妃群妾禮御於君所。女史書曰授其環以進退之。有娠則以金環退之，當御著以銀環進之」。許多學者都以此作為中國古代戒指出現的最初的含義。但這是十分可疑的。首先，如上所述，戒指早在有君主出現之前就已經出現了，而且男女都戴。其次，我們從文獻記載上還找不到第二條證明，不知《五經要義》的根據何在，並且考古發現也不能支持這一說法。最後，《五經要義》此段文字只說是「環」也並沒有明確說是「指環」。因此我以為，關於戒指用途的這一說法也許是不能成立的。
二、戒指在漢代可能使用的不多，或許仍被視為寶物並用於獎賞。前述《太平御覽》又引《後漢書》雲：「孫程等十九人立順帝有功，各賜金釧指環」。查范曄《後漢書》卷78《孫程傳》，沒有上段引文，只說給孫程他們「加賜車馬金銀錢帛各有差」。但是我們知道，當時以《後漢書》名書者，除范曄《後漢書》外尚有四家，即華嶠《後漢書》、謝承《後漢書》、袁山松《後漢書》、薛瑩《後漢書》。這五家《後漢書》，《太平御覽》都引用過。所以我們不能因為現存范曄《後漢書》中沒有這一記載就輕易地否定這條史料。特別是將戒指用作賞物，符合戒指出現後所具有的一種文化意義。據布蘭奇．佩尼的《世界服裝史》，在羅馬帝國時期，金戒指「一變而為國家榮譽的象徵，作為獻給作戰有功的官員的一種獎賞」。因此《太平御覽》所引《後漢書》的那段話還是有可能成立的。戒指作為賞物的用法可能為南北朝時的北方朝廷所沿襲。前述北周李賢墓中的金戒指，有學者就認為「可能是北周皇室對李賢的賞物」。
因此有一種推測：在漢代，除北方少數族外，戒指還不是一般人日常使用的裝飾品。孫機作《漢代物質文化資料圖說》沒有將戒指歸入「服飾」類，而是歸入了「金銀器」類，恐怕也是出於這種考慮吧。
三、戒指在唐代以前似乎還具有一種神秘意義。這在漢代已經是這樣了。《西京雜記》卷１記「戚姬以百煉金為環，照見指骨，上惡之」。這種能照見指骨的戒指不知是用什麼材料什麼工藝製作的（也可能是國外傳入的），僅其「照見指骨」一點，就已經透出了十分的神秘。或者正是由於戒指所具有的這種神秘意義，因而我們看到關於戒指的記載，大都與神鬼有關。魏晉南北朝是一個民族大移動大融合的時代。這時文獻中有關戒指的記載激增，並且其中百分之九十以上都與神鬼與死人有關，有些則與少數族有關。由此或可推知，戒指所具有的神秘意義和胡族色彩在這一時期得到了較大的發展。我們舉文獻上的一例。南朝宋劉敬叔《異苑》卷８「鮮卑女」條記：「晉有士人買得鮮卑女，名懷順。自說其姑女為赤莧所魅。始見一丈夫，容質妍凈，著赤衣，自雲家在廁北。女於是恆歌謠自得，每至將夕，輒結束去屋後。其家伺候，唯見有一株赤莧，女手指環掛其莧上。芟之而女號泣，經宿遂死」。鮮卑人戴戒指，前述遼寧朝陽晉墓出土的戒指可與文獻互證。此段史料及其他記載告訴我們，在當時人的觀念中，戒指隱含有一種胡族色彩和神秘的意義。
四、魏晉南北朝時期，受外來文化影響，戒指與婚姻發生了某種關系。前述《太平御覽》又引《外國雜俗》雲：「諸問婦許婚，下全同心指環，保同志不改」；引《胡俗傳》雲：「始結婚姻，相然許，便下金同心指環」。此二條史料當為同源，所述應是中亞習俗，《晉書》卷97《大宛國傳》雲：「其俗娶婦先以金同心指環為聘」即可為證。我們知道，西方至遲在羅馬共和國時期，戒指已經和婚姻有了固定的關系。前述《世界服裝史》就指出，當時金戒指已代替了鐵戒指，成為婚禮上新婚夫婦佩戴的裝飾。這一習俗經中亞作為「外國習俗」傳到了我國（此外可能還有其他途徑，詳下文），所以在漢魏以後，戒指與婚姻有了某種聯系。但是這種聯系是不確定的（即不一定用於定婚，詳後），而且仍然只是一種「胡俗」。
以上所述唐代以前戒指所具有的非裝飾品性質、神秘性質、胡族性質，以及與婚姻之間產生的不確定關系，到唐代變得如何了呢？
我們先看一下唐代史籍中的記載以及考古資料情況。
唐代史籍中有關戒指的記載極少，且有數的幾條也只出現在筆記小說中。例如有：
Ａ、晚唐范攄《雲溪友議》卷中「玉簫化」條記韋皋與玉簫相約，約定五至七年後來娶玉簫，「因留玉指環一枚，並詩一首」。後來韋皋違約不至，玉簫絕食而死。再後來韋皋成為西川節度使，知此事後「廣修佛像」。最後玉簫托生為歌姬，又回到了韋皋的身旁。
Ｂ、《太平廣記》卷340「李章武」條記唐德宗貞元年間（785－805年）李章武與華州王氏子婦相愛，臨別時「子婦答白玉指環一，又贈詩」雲雲。後來李章武再去華州，王氏子婦已死，二人遂神會於王氏宅中。
Ｃ、晚唐穀神子《博異志》「楊知春」條記楊知春與群賊盜墓，為取得墓主人指上玉環，「競以刀斷其指」，結果群賊突然「皆不相識，九人自相斫俱死」。
Ｄ、《太平廣記》卷339「崔書生」條記唐德宗貞元年間崔書生誤入北周趙王女玉姨之墓，與玉姨的外甥女歡愛。又與玉姨賭博，「嬴玉指環二枚」雲雲。
文獻資料之外，考古文物資料中有關戒指者亦少。首先，在唐墓壁畫和傳世繪畫中似乎沒有見到戒指的圖像。其次，出土文物中，戒指也較其他釵、簪等為少。筆者限於條件，沒能詳盡搜羅，僅對《文物》《考古》雜志1990－1997共八年間公布的唐墓隨葬品做了個簡單統計。結果是，在公布的127座唐代墓葬中，出土有釵者共11座墓、有簪者５座墓，而出土有戒指者只有３座墓。下面是這３座墓的情況：
甲、河南偃師市杏園村ＹＤ1902號唐墓出土有金戒指一件，「環體厚重，上嵌橢圓形紫色水晶。水晶上淺刻兩字，文字為中古時期的巴列維語」。墓的年代推測為盛唐墓。
乙、遼寧朝陽市雙塔區一號唐墓出土銅戒指５件；三號墓出土金戒指一枚，同墓還出土有東羅馬帝國金幣一枚。墓的年代推測在唐中期以前。
丙、江蘇徐州市花馬庄唐墓出土金戒指一件。墓的年代推測為唐前期。
上述三墓均無墓誌出土，因此墓主人的情況不甚明了。
根據以上有限的資料，我們來看看唐代戒指使用上的幾個問題。
一、從文獻中有關戒指的記載奇少，以及考古出土實物也不多的情況看，戒指在唐代大部分地區、對大部分人來說，還不是日常生活中常用的裝飾品。作為珍寶作為信物使用而並不戴在手指上的可能性很大。例如Ｄ條史料中即以玉戒指為賭資，贏了戒指從墓中出來後，「其贏玉指環猶在衣帶」，並沒有戴在手指上。同樣的例子我們在南北朝時也能看到。前舉《異苑》卷６有一條記載說沛郡人秦樹在冢墓中與一女子婚合，臨別時，「女泣曰：與君一睹，後面無期，以指環一雙贈之，結置衣帶，相送出門」。請注意，女子沒有將戒指戴在男子的手指上，而是結置於衣帶上。說明自南北朝到隋唐，雖也使用戒指，但大部分人並不把它戴在手指上，換句話說，就是當時還沒有戴戒指的習慣。前述甲墓出土的金戒指，據發掘報告稱，墓主人就是「右手握一金戒指」雲雲，可見也並沒有戴在手指上。當然，不能否認當時也有將戒指戴在手指上的。估計這主要是北邊少數族的習俗。前述乙墓出土的銅戒指，發掘報告說就是戴在墓主人手指上的。
二、於是又可指出，戒指在唐代似乎仍是帶有濃郁少數族或外來文化色彩的裝飾品。前引乙墓除出土了金戒指外還出土有東羅馬帝國的金幣，可知墓主人或是少數族或受外來文化影響甚大。漢代以來，從西北到東北，某些少數族的成員有戴戒指的習俗已為考古發現證明。乙墓所處的遼寧省朝陽市在唐屬營州，是與契丹、奚族活動區域相交叉的地區，武則天萬歲通天元年（696年）還曾「為契丹所陷」，開元以後又是「商胡」雲集處。我們知道，契丹族可能是戴戒指的。1992年發掘的遼耶律羽之墓，墓主人死於離唐代不遠的會同四年（941年，亦即五代後晉的天福六年），墓中就出土有金戒指５枚。而1986年發掘的遼陳國公主駙馬合葬墓中的墓主人陳國公主「十指戴戒指十一枚（有一指上兩枚套疊在一起），駙馬戴戒指六枚，均為金質」。這些資料或者可以作為契丹族戴戒指的旁證吧。因此，乙墓的墓主人很有可能屬於契丹族當然也有可能屬於「商胡」。此外，甲墓出土的金戒指上刻有中古波斯語，無疑也是西方傳入的外域工藝品。文獻中也能看出些許痕跡。比如《新唐書》卷83《定安公主傳》記定安公主回到太原，「詔使勞問系塗，以黠戛斯所獻白貂皮、玉指環往賜」。我們知道，黠戛斯「赤發、皙面、綠瞳」（《新唐書》卷217《黠戛斯傳》），是唐代西北的少數族。又，前述Ｃ條史料說墓中戴戒指的女子是「綠發稠直，皓齒編貝」，顯然也是一位少數族或外國的女子。總之無論考古資料還是文獻資料都說明，唐代的戒指仍主要為胡族或受胡族文化較深的人所佩戴。而在其他人的眼中，將其視為一種外域文化色彩濃郁的珍寶的可能性仍然較大。
三、戒指在唐代，似乎還是具有某種神秘色彩。前述漢高祖惡戚姬「環照見指骨」的說法在唐代仍然流行。假託牛僧孺撰寫的《周秦行紀》，說牛在洛陽附近碰見了戚夫人，「夫人約指玉環，光照於座」。劉禹錫更說楊貴妃「指環照骨明，首飾敵連城。將入咸陽市，猶得賈胡驚」。其實史籍中只有楊貴妃戴臂釧而沒有戴戒指的記載，劉禹錫這里說「指環照骨明」，不過是借用戚夫人的故事說楊貴妃的首飾珍奇而已。與前代一樣，戒指具有的這種神秘性反映在文獻中，就是涉及戒指的記載絕大多數都與神鬼與死人有關。前引Ａ、Ｂ、Ｃ、Ｄ四條史料無一例外。這或者也可以間接證明唐代戒指所具有的某種神秘性質。
四、唐代有關戒指的記載又仍然多與婚姻相關。這除了前面所雲胡俗的影響外，或者還有佛教的影響在內。現存敦煌文書中有一種被稱為《太子成道經》的變文，內容敘凈飯王太子的成佛經過。文中說太子長大，凈飯王想為他娶妻以使他依戀人間，「太子聞說，遂奏大王，若（與）兒取其新婦，令巧匠造一金指環，（兒）手上帶之，父母及兒三人知，餘人不知。若與兒有緣，知兒手上金指環者，則為夫婦」。後來摩訶那摩女耶輸陀羅說了出來，於是「太子當時脫指環」，娶耶輸為妻。《太子成道經》系根據《佛本行集經》演繹而成，在敦煌文書中有八個卷子，可見在當時廣為流傳。加上變文那種連說帶唱的講經方式，相信這一故事在大眾中一定比較普及。因而我猜測，在唐代戒指與婚姻關系的結合中，佛教可能也起了一定的作用。
但是戒指在唐代的大部分時期似乎還不具備西方文化中所有的「定婚」意義。因為戒指在當時雖然成了某些男女交往的一種信物，但卻被賦予了中國傳統文化的含義。前代如《太平御覽》所引《後魏書》，說元樹從梁歸魏後，將愛妹玉兒給他的金指環「寄以還梁，表必還之意」。這是取指環的「環」與「還」同音。唐代也是這樣。Ｂ條史料說王氏子婦贈李章武白玉指環，並贈詩曰：「捻指環相思，見環重相憶。願君永持玩，循環無終極」。這是取指環的「循環」之意。這樣，無論「還」還是「循環」，含義都與西方習俗中的「定婚」不同。這或者可以說明，戒指在唐代雖與婚姻有聯系，但相對而言，似乎更具有中國傳統文化的含義。
五、但是到晚唐，可能一些了解西方習俗的士人知道或接受了西方戒指所具有的「定婚」意義。前述Ａ條史料就是典型的一例。史料說韋皋與玉簫告別，「遂為言約，少則五載，多則七年，取玉簫，因留玉指環一枚」。這里的指環就有了比較明確的「定婚」的含義。不僅如此。我們知道西方戴戒指的習俗是戴在中指上表示已經定婚（也有說表示熱戀者）、戴在無名指上表示已經結婚。古羅馬龐培城壁畫中畫的已婚婦女，已將戒指戴在無名指上了。這種習俗晚唐的某些士人可能也已經知道。前述韋皋與玉簫定婚後，韋皋違約不至，玉簫絕食而死。史記玉簫的主人姜氏「愍其節操，以玉環著於中指而同殯焉」，即視玉簫為已定婚之人，所以才將戒指戴在她的中指上。前述Ｃ條史料說墓中的女子「左手無名指有玉環」，說明這位女子是一位已婚婦女。如果說Ｃ條史料的作者穀神子（鄭懷古）記墓中女子無名指戴戒指尚屬不知其所以然的話，Ａ條史料的作者范攄則應該是懂得將戒指戴在中指上所具有的意義的。當然，具有這種知識的人在唐代可能很少見（比如前述乙墓的墓主人就是左手戴２個右手戴３個銅戒指），但文獻中明確有將戒指戴在中指和無名指上的記載，還是說明晚唐人對戴戒指的外國習俗已經有了相當的了解。
綜上所述，戒指在唐代仍然具有神秘性、胡族性的特點。它雖然可能在北方某些少數族中流行，但就唐朝大部分地區而言，仍然不是日常生活中經常使用的裝飾品。此外，戒指在唐代依然與婚姻有關，但其含義仍不固定，傳統文化意義可能仍然大於外國文化意義。只是到了唐代晚期，才似乎有些士人對外國習俗中戴戒指的意義（如定婚）以及佩戴方式（如戴於中指或無名指等）有了一定的了解。
④ 想學習了解時尚發展史，有哪些書可以推薦
1.History of Costume 世界服裝史
推薦：五星
作者：Blanche Payne 布蘭奇·佩尼 ，美國華盛頓大學教授。
全書是一本簡史，一本入門讀物。簡化了繁瑣的歷史描述，更容易快速了解。如果希望了解細節，提供了許多擴充資料的出處，可供參看。總體是不錯的指南書。
袁仄另有《中國服裝史》可參看。
⑤ 現代有哪些著名服裝設計師，哪個網站上可以搜到他們的資料
克里斯汀·迪奧 Christian Dior
1905年1月，出生於法國諾曼底
·1920年-1925年，攻讀政治學
·1928年-1931年，畫商
·1931年-1937年，自由設計師
·1937年-1939年，Piguet（皮蓋）服裝店助理設計師
·1941年-1947年，Lelong（勒隆）服裝店設計師
·1946年，開設自己的商店
索尼亞·里基爾 Sonia Rykiel
⑥ 古代人戴戒指的意義
中國古代在原始社會就有戒指了。大汶口－龍山文化時期的墓葬中已有骨戒指出土，有的戒指上還嵌有綠松石。 甘肅的齊家文化類型遺址中也已發現了銅戒指等等。
一`戒指早在有君主出現之前就已經出現了，而且男女都戴。 二、戒指在唐代似乎仍是帶有濃郁少數族或外來文化色彩的裝飾品，三 。戒指起源於古時的中國宮廷，女性戴戒指是用以記事，戒指一種「禁戒」「戒止」的標志。當時皇帝有三宮、六院、七十二嬪妃，在後宮被皇帝看上者，宦官就記下她陪伴君王的日期，並在她右手上戴一枚銀戒指作為記號。當後妃妊娠，告知宦官，就給戴一枚金戒指在左手上，以示戒身。
有神秘性、胡族性的特點。
⑦ 論唐代服飾文化的特點與成因
唐代漢族服飾豐富而華麗, 特別是對外來衣冠服飾的廣為吸收, 使得唐代漢族服飾呈現出交流融合的多民族性特色。唐代經濟的發達, 激發了多樣的社會思潮, 加之唐人積極對外交流以及統治者並蓄古今、博採中外的寬大胸懷, 共同塑造了其多民族性的服飾文化特點。唐代漢族服飾以本土文化為核心的多民族性, 至今仍具有重要的啟示。傳統與民間並用的手法, 值得現代中國時裝設計師借鑒。
眾所周知, 在中國歷代封建王朝中, 唐代是其中最鼎盛的一個時代。唐結束了魏晉南北朝和隋的分裂混亂狀態, 建立了統一強盛的國家。唐代經濟的繁榮, 文化的豐富和藝術的燦爛, 寫就了中國古代封建文化最輝煌奪目的篇章。唐代是中國歷史上空前的古今中外大交流大融合的時期, 盛唐成為亞洲各民族經濟文化交流的中心。
在中國古代服裝史上, 唐代漢族服飾也呈現出交流融合的多民族性。這種多民族性是漢族人民與我國西北少數民族和其他民族相互交流、相互影響和相互借鑒的結果, 同時也呈現出其發展演變的多方面成因及特點。
一、經濟富庶和強大國力的背景依託
唐代是中國封建社會的鼎盛時期, 從整個國家的經濟實力上看是相當富足而強大的, 是當時世界上僅有的少數幾個文明昌盛的大帝國。唐代有絲綢之路的繁榮商貿做後盾, 其封建經濟也達到了前朝無法企及的發達程度。一方面, 在國內傳統經濟的發展方面, 唐代有了很大的發展。另一方面, 唐代上至皇親國戚, 下至販夫走卒, 對於新興的城市經濟表現出相當的接納和認同。商貿業、服務業如雨後春筍般迅速成長, 對外貿易發達, 生產力得到極大發展, 一派國泰民安的盛世景象。
唐代社會經濟的發展, 商業的繁榮, 尤其是手工業中絲織業和棉紡織業的高度發達, 印染技術的發展, 都為唐代服飾文化的繁榮在客觀上提供了堅實的物質基礎, 帶來了服飾的奢華、開放與多民族性, 這是中國古代服裝史上的高峰。難怪現代經濟學家愛將女人衣裙的長短與開放程度同經濟的繁榮或低迷聯系在一起, 從豐富的唐代出土史料中可以看出唐代婦女服飾華麗, 儀態豐美, 妝飾奇異紛繁, 形制開放且融合了異域民族特色。在唐代婦女三種典型服飾之一的襦裙服中, 裙幅之豐, 有「裙拖六幅湘江水」、「東鄰起樣裙腰闊, 剩蹙黃金線幾條」 等詩句為證。
婦女衣裙的顏色也絢麗多彩, 「金縷鴛鴦滿絳裙」、「眉黛奪得萱草色, 紅裙妒殺石榴花」, 「藕絲衫子柳花裙」、 「折腰多舞鬱金裙」 等詩句表現出紫、紅、綠、黃婦女衣裙的爭奇斗艷。
不僅如此, 其服飾開放程度也令今人瞠目, 出現了在中國古代服飾史上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袒胸露臂形象。例如, 永泰公主墓東壁壁畫中, 梳高髻、半露酥胸、肩披紅帛, 上著黃色窄袖短衫、下著綠色曳地長裙、腰垂紅色腰帶的唐代婦女形象, 即是對「粉胸半掩疑暗雪」、「坐時衣帶縈纖草, 行即裙裾掃落梅」 的「以露為美的開放的社會審美風尚」的生動塑造。另外, 流行於南北朝及唐代中原地區的短襦式樣, 是受到北方游牧民族文化的影響。這種窄袖緊身的短孺不僅有利於做事, 還能表現女子婀娜的體型, 因此備受年輕女子的喜愛。而與襦裙服相搭配的婦女外出時常佩戴的冪縭, 本是胡羌民族實用性的服飾, 因西北多風沙, 故用此來遮蔽風沙侵襲, 但傳到內地, 與儒家經典《禮•內側》的「女子出門必擁蔽其面」的封建意識相結合, 轉變成防範路人窺視婦人面容為主的功用。顯然, 這種奢華、開放、多民族性的服飾風范是同國力的強大, 經濟的發展直接相關的。如果說, 在戰亂頻繁的時代, 人們無暇顧及服飾的式樣變化, 那麼唐代在物質豐富、生活富足以及強大國力的背景依託下, 人們有了更多的閑暇和精力來注重服飾的精緻和變化, 中國服飾的對外交流走入了一個新天地。儒家思想被外族文化沖淡, 服飾的發展無論衣料還是款式, 在跨越不同民族的文化背景進行傳播和發展, 呈現出空前燦爛的景象。
二、社會氛圍和思想基礎的催生結果
服飾流行的社會基礎除取決於社會高度文明之外, 還會受到社會思潮的直接影響。因為服飾是社會氣候的晴雨表, 「是時代風貌的鏡子, 服飾的變遷直接反映出流行於那個時代的文藝思潮和當時人們的處世哲學」。
自唐建立以來, 高祖、太宗以儒學為主, 高宗薄於儒術而歸心於佛道, 武皇以佛教治國, 玄宗時則道教大熾等, 形成了儒、道、佛三家並立的文化新格局, 人們的價值取向進一步突破傳統儒家的桎梏, 呈現出多元化發展的趨勢。文化思潮的多元化, 帶來了思想和信仰的自由。唐代的文明包容了許多前朝不敢想、後代不敢為的活躍思想和社會氛圍。正如美學家李澤厚先生所說: 唐人「無所畏懼無所顧忌地引進和吸取, 無所束縛無所留戀地創造和革新, 打破框框, 突破傳統正是當時社會氛圍和思想基礎」, 沉浸在「個人、民族、階級、國家欣欣向榮的上升階段和社會氛圍」之中。
魯迅則認為唐人的創新「則辦法簡直前無古人」。而英國學者韋爾斯在比較歐洲中世紀與中國盛唐的差異時說: 「當西方人的心靈為神學所纏迷而處於蒙昧黑暗之中, 中國人的思想卻是開放的, 兼收並蓄而好探求的。」 唐文化特有的兼收並蓄、有容乃大的精神, 造就了唐代充實而又光輝的文化繁榮時代。在中國封建社會記載中, 唐代成為我國歷朝人性最解放的時期之一,整個社會的氣氛和思潮也寬鬆了許多, 為唐代漢族服飾藝術的多民族性創造了極為有利的條件。在一定經濟基礎上形成的社會意識形態, 是影響社會風尚、衣冠服飾的一個重要因素。唐代這種思想環境上的寬松局面, 使人們在思想上無禁區, 創作上無約束, 眼界放開, 自由馳騁, 從而促進了服飾藝術上的百花齊放, 促使漢民族對異域民族服飾流派和風格廣為借鑒, 造就了唐代恢宏的服飾文化氣象。「大文化背景決定服飾社會效應的去向和水準, 然後自然而然地貫穿到人們的著裝意識和著裝行為中, 從而作為一種社會現象成為服飾社會性的內因」。唐代正是因為有了這樣活躍、打破傳統、世風開放的社會氛圍和思想基礎為背景, 才有了「慢束羅裙半露胸」、「綺羅纖縷見肌膚」 的大膽服飾, 有了不受世俗束縛、體現女權的女著男裝, 有了突破傳統、百花齊放的民族風熱潮———胡服的盛行, 更有了白居易描述的「時世妝」, 這些別出心裁的裝扮既源自「無所畏懼無所顧忌地引進和吸取, 無所束縛無所留戀地創造和革新, 打破框框, 突破傳統」追求新奇、崇尚異樣的心理,同時從一個側面反映了當時社會思想開放的程度。
三、民族融合和文化交流的影響作用
唐代國力繁盛、思想活躍開放, 同時更加註重對外交往。長安是唐代的首都, 是當時政治、經濟、文化的中心, 是東西文化交流的中心, 也是世界著名的都會, 匯集著來自不同國家和地區的人。和唐朝政府有過友好往來的國家, 曾經有300 多個。唐代中外文化的交流, 有物質文化的交流, 也有精神文化的交流。物質方面如中國的絲綢、漆器、鐵器、瓷器等的輸出, 冶鐵、絲織技術的西傳以及西域各國毛皮、瓜果等優良品種, 還有香葯、玻璃等的傳入。精神方面的文化交流在唐代也相當活躍, 特別是國外宗教和藝術的傳入, 從壁畫、石刻、雕刻、書畫、絹綉、陶俑及服飾之中, 可以充分體現出來。有考古資料證明: 在新疆地區有羅馬、波斯藝術東傳的遺跡, 如吐魯番阿斯塔那墓出土的唐代聯珠對鳥、聯珠對獸等織錦, 不僅受到波斯織法的影響, 圖案風格也與波斯薩珊王朝相似, 流露出東西方文化相互交流的痕跡, 這也促使唐代漢族服飾朝多民族性方向發展。
廣泛的對外交往促進了民族融合。歷史上民族融合的過程也是服飾文化多民族性發展的過程。「異族同胞的親密往來, 無疑促進了服飾的更新與發展」, 異族風情的服飾, 影響了唐代漢族服飾的形象。唐代漢族服飾文化多民族性的特點詮釋了和平時期各民族之間服飾文化的廣泛交流, 對外來衣冠服飾的兼收並蓄、廣為吸收使得唐代漢族服飾更具時代特色。
服飾藝術離開了對內對外的傳播和交流, 恐怕很難有所發展和創新, 其藝術化、審美化的進步也就無法實現。一般而言, 服飾藝術的交流大多從不同的民族之間、不同地域的人群之間展開。初唐到盛唐間, 絲綢之路上的駱駝商隊絡繹不絕, 北方游牧民族匈奴、契丹、回紇等與中原交往頻繁, 使得「絲綢之路」引進來的不只是「胡商」會集, 而且也帶來了異國的禮俗、服裝、音樂、美術以至宗教。「胡酒」、「胡帽」、「胡服」、「胡樂」、「胡舞」 ⋯⋯是盛極一時的長安風尚。當時胡風之盛, 從詩中的描述可見其一斑。
元稹在《法曲》中描述: 「自從胡騎起煙塵, 毛毳腥 滿咸洛。女為胡婦學胡妝, 伎進胡音務胡樂⋯⋯胡音胡騎與胡妝, 五十年來竟紛泊。」 唐人在學習胡服這種包含印度、波斯等很多成分在內的一種裝束的同時, 服飾觀念也達到了中國古代最為解放的程度, 使唐代漢族婦女耳目一新。
一股狂風般的胡服熱席捲中原, 飾品也頗具異族色彩, 其影響已滲透於漢族服飾之中。服飾在民族交往中所處的地位醒目且又深蘊。所起到的傳播作用及由此而造成的立體效應與物化結果, 正可以說明這一點。服飾藝術的內外交流可以說是促進其發展的一種動力。唐代漢族服飾正是基於此因, 在原有式樣的基礎上, 融合了西北少數民族和天竺、波斯等外來民族的服飾文化, 頗具大膽創新, 豐富多彩的多民族性色彩。經過魏晉南北朝時期的民族大融合與文化交流, 漢族服飾在不同程度上都受到影響而有所改變, 從而產生了一些新的服飾和穿著方式。例如, 圓領袍衫是隋唐時期士庶、官宦男子普遍穿著的服飾。從大量唐代遺存畫跡來看, 圓領袍衫明顯受到北方民族的影響。與胡服相配的蹀躞帶也是鮮卑裝的特色之一。再如, 唐前期受到高昌、回紇文化的影響, 婦女多帶尖錐形「渾脫帽」, 穿翻領小袖長袍, 領袖間用錦綉緣飾,鈿鏤帶, 下著條紋毛織物小口 , 腳穿軟錦透空靴。從閻立本的《步輦圖》中宮女的裝扮即可見一斑。而西安、吐魯番出土的唐代女俑, 多用面魘裝飾法, 通常是胭脂點染, 也有像花鈿一樣,用金箔等粘貼而成。到中唐以後, 這種「胡服」風降溫, 女子裝束受到吐蕃影響較大, 重點在於頭部發式和面部化妝, 如蠻鬟椎髻, 八字低顰,赭黃塗臉, 烏膏注唇的「囚裝」、「啼裝」、「淚裝」等皆屬此類, 衣著方面因尚寬博反而體現不出鮮明的胡服特徵, 但同樣在不斷吸收他民族的精華。
四、統治階級對異族服飾文化包容態度的體現
在古代和近代服飾流行中, 最普遍、最常見的一種流向就是皇族、貴族為流行源, 向下進行逸散。因為, 「服裝總是從高文化集團向低文化集團傳播, 而且, 集團實力的優劣比文化高低對服飾的傳播往往更具有影響性」,這就是在服飾文化傳播中的優勢支配規律。皇族和貴族擁有至高無上的權力和豐厚的物力和人力資源, 他們有能力去為服飾的新穎而絞盡腦汁。服飾文化集團實力優勢對唐代漢族服飾文化的多民族性發展也產生了重大影響。身處其中的宮廷和上層社會婦女即貴族女性, 作為時代潮流的引領者, 掀起了一場兼容並蓄、廣采博收的服飾美學革命,從而達到服飾文化上空前的高峰期。唐人因經濟富足, 有能力消費奢靡和奇異的服飾, 而絲綢之路商貿活動帶來的外來服飾消費品, 也總是最先成為唐代高門大戶所追求的東西。當帝王皇族帶頭, 豪紳闊戶紛紛效仿, 則庶民百姓就會將其作為服飾理想, 去努力追求。元稹描述了唐人千方百計對包括服飾在內的許多外來物品搜奇獵異的情形: 「求珠駕滄海, 采玉上荊衡。北買黨項馬,西擒吐蕃鷹。炎州布火烷, 蜀地錦織成。越婢脂肉滑, 奚童眉眼明。」而唐代統治階級因胡漢相混的血統而帶來的開明, 使得中華民族的眼界格外開闊, 氣度格外恢宏。李淵的「胡越一家, 自古未之有也」,唐太宗的「自古皆貴中華賤夷狄, 朕獨愛之如一」。這種氣魄、襟懷, 無疑有利於敞開大門吸收外來服飾文化。我國唐代漢族服飾的多民族性更多的是從少數民族向漢族的傳播。游牧民族活躍、奮發進取的精神, 與中原漢民族高度發達的經濟文化相結合, 迸發出勃勃生機, 使得唐代漢族服飾在整體上有一種明朗、高亢、熱烈、奔放的時代氣質。
恰恰由於唐代國力強大, 中國官僚階層系統的運作機制日漸完備, 思想開放, 無所畏懼地引進和吸收各國文化, 表現出唐代統治階級的博大胸懷和自信心。正是胡族習俗、異國文明、宗教文化與唐代本土傳統相互交流影響, 造就了唐統治者兼容並包、平等開放的社會心理, 使人民自我認同感加強, 在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表現出前所未有的主動性和創造性。唐統治者這種吸納百川、對外開放的積極心態, 成功地促進了民族之間親近融洽的文化氛圍, 對西域、吐蕃的服飾兼收並蓄, 因而「渾脫帽」、「時世妝」等得以流行, 將唐代漢族的多民族服飾藝術體現得華麗而豐富, 引發了中國古代服飾史上的第三次大變革。
五、結 語
唐代漢族服飾的多民族性從某個側面反映了當時社會的政治、經濟、文化生活, 也反映了當時人們的審美風尚和審美心理。唐代由於經濟的發達, 寬松的社會環境, 積極的對外交流以及並蓄古今、博採中外的寬大胸懷, 創造了繁榮富麗、博大自由的服飾文化, 其服飾文化不僅吸收其他民族文化並為我所用, 而且有不少服飾對外民族也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因而成為世界服裝史上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值得強調的是, 唐代漢族服飾在汲取外來文化之時, 始終沒有放棄、否定、懷疑固有的文化, 相反, 本土文化始終是唐代文化的基礎與核心, 能動的選擇與改造外來文化的精英, 創造出具有多民族風格的開放性服飾文化。唐人這種一手伸向傳統, 一手伸向民間的作法, 於今仍具有重要的啟示, 值得現代中國時裝設計師去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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⑨ 中國的服飾文化有哪些
人類作為智能化生命，一個重要特徵就在於其永無止境的進取性，以自身創造的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來愉悅人世生活，促進每個人的充分自由發展，推動整個社……
人類作為智能化生命，一個重要特徵就在於其永無止境的進取性，以自身創造的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來愉悅人世生活，促進每個人的充分自由發展，推動整個社會的進步，這是一個承傳延續的生命演繹歷程。作為人類文明重要組成部分的當代服飾文化理應遵循這種以人為本的人本主義精神。服飾的文化意義在於適應自然環境以滿足生存需要、方便生活日用以便利身體活動、美化身姿體態以娛悅身心健康、顯示社會身份以表徵社會角色等。作為人體的延伸，服飾還能夠表現出穿著者的長處和特點，極富魅力地表現個性、慾望和心理特徵。為此，服飾設計不僅要切合現時美觀大方的流行趨勢，使其富有突出的個性表現力，體認穿著者的心理特徵和觀賞者的趨同心態，而且應將傳統服飾文化融入其中，凸顯其生命蘊涵和審美意蘊，將傳統與時尚有機融合。惟有如此，方能真正營造出有底蘊的時尚服飾文化。
一、中國傳統服飾的文化內涵
服飾是人類生活要素和人類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它滿足人們物質生活的需要，並代表著一定時期的文化。服裝的款式設計、面料選用、顏色組合等，均記錄著特定時期的生產力水平和社會狀況，反映著人們的思想文化、宗教信仰、審美觀念。
中國傳統服飾文化不是一種孤立存在的文化現象，它是物質與精神的統一體，也是附著於物質載體之上的主體美的物化形態，既主張象徵表意性又倡導審美愉悅性，既注重形式美的創造又崇尚情感意念的表達，使內涵意義與表現形式完美統一，以情景交融、意象統一之美來展示民族美學的生命藝術品位。f」以中國傳統服飾文化中的顏色為例，其文化內涵亦隨著社會的發展、時代的變遷而演變，並呈現出鮮明的階段性、民族性和時代性審美特徵。中華傳統服飾文化的生活色彩濃郁，它以等級標識為主要體征，並被賦予特定的倫理意義，如商代將取於自然的青藍、赤紅、黃、白、黑五種顏色視作尊貴色彩，規定只有奴隸主和貴族階層的著裝才能使用這些顏色，且「青與赤謂之文，赤與白謂之章，白與黑謂之髓，黑與青謂之獻，五彩備謂之綉」。此外，將五色與中國傳統文化的認知方式相結合，與五行等相對應，構成了所謂「五方正色」的圖式，並根據五行相生相剋的原理推衍出「五德終始說」，將之與生命道德聯系在一起，如商以金德王、尚白色，周以火德王、尚紅色，秦以水德王、尚黑色等。先秦之後，到了等級森嚴的封建社會，服飾色彩作為政治倫理的外在形態直接被用來「別上下、明貴賤」，成為統治階級等級差別的標志性象徵，而黃色和龍紋則成為皇帝的專用色和王權的象徵。在封建等級制度的高壓和儒家禮教思想的雙重作用下，色彩的應用已脫離自然的物質屬性及其本來意義而被賦予了濃厚的政治倫理色彩。可見，中國傳統服飾的文化內涵極其豐富，它出干對自然和生命的無限崇拜以及對等級標識的刻意表述而呈現出明快的色彩風格與和諧統一的心理追求，整體效果既賞心悅目又簡單大方，形成了自己獨特的五色體系和風格表現方式，成為中國傳統服飾文化的基調。
人類創造的世界是一個文化的王國，文化伴隨著人類生命的進程而發展，並在社會的進步中發揮著巨大作用。服飾文化是人類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統一。一方面，服飾是文化重要的構成要素，文化的發展刺激著人們對服飾的需求;另一方面，人們對服飾的需求又豐富了文化的內涵，把文化對自然的改造與人的自身培養及生命審美聯系在了一起，最終促進了社會的發展。著名人類學家佛朗慈·波阿斯在《原始藝術》中指出:「追求藝術表現和優雅的外觀，是人類的共性。可以說，在古代社會中，許多人已經感覺到美化生活的必要，他們的意識，要比文明了的後代敏銳得多，強烈得多。在人類歷史的演變進程中，服裝對於人類已不僅僅限於遮體禦寒，還能滿足人們在其他方面的心理需要和生命體認，如中國古代的北方游牧民族的獵手用獵物的牙齒、蹄爪、羽毛或尾巴裝飾在自己衣物上，以顯示其英勇無敵或地位崇高。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人們衣服的質料、顏色、式樣及附屬裝飾越來越與整個社會心態和個性心理相呼應，服飾本身作為一種信息符號，能夠傳達時代風尚、文化特色以及個人的文化教養、知識水平、風度氣質與社會角色方面的信息。衣服被視為人的「第二皮膚」，它能夠反映出一個人尤其是女性的個性和心理狀態。美國服裝學家布蘭奇·佩尼在(世界服裝史》中寫道:「將一種鮮花戴在頭上，或者以酸梅果汁把雙唇染上紅色的第一位姑娘，必定有她自己的審美觀點……女性服裝的質料、色彩、縫制以及與服裝相匹配的佩飾能夠加強女性自身身份及在特定場合的自信心、風度、競爭力量。
二、中國傳統服飾的審美意蘊
1.適中、和諧的「情理美」
中國傳統服飾的含蓄婉約與中國人和平、知足、中庸的取向相一致。儒家「中庸」之「中」、華夏「中國」之「中」，皆強調「不過分而和諧」，這在中國傳統服飾文化中有明顯體現。中國傳統民族服裝既不像西服那般可精確勾勒人體，又不同於古希臘、古羅馬那樣用一塊布隨意地披掛或纏裹於身上，而是採取「半適體」的樣式，即倡導一種包藏又不局限人體的若即若離的含蓄美。究其原因，「平和性情」自古以來就作為一種美德為中華民族的先輩所推崇，所謂「人生但須果腹耳，此外盡屬奢靡」，追求幸福的真諦是「精神快樂休閑，勝干物質進步」。這反映在服飾文化中就是講究隨意、閑適、和諧，沒有過分的突出、誇張和刻意的造型，於恬淡之中給人一種含蓄、平和而神秘的美感。中國傳統服裝的製作者(裁縫)在設計和製作服裝的過程中憑借直覺與經驗，於「適體」中呈現的是一種含蓄的「情理美」，而非西方那種以數理為基礎的精確到尺寸的「理性美」。
2.追求意境的「含蓄美」
「含蓄」屬中國傳統文學藝術美的范疇，這一手法通常將作者的情感表達寓於作品的形象和意境之中，以達到啟發聯想、耐人回味之藝術效果，彰顯「情中有景，景外含情」的藝術境界。這類似於中國畫中的寫意手法，即不豺著於對事物的客觀再現，而強調欣賞某種朦朧的含蓄美，在虛實關繫上偏重於對「虛」的張揚。引入到服飾文化的藝術創作中，就是設計者特別注重「不著跡象、超逸靈動」之美，不刻意追求數字上的精確性或純形式的客觀美感，而是崇尚用無窮的意象美含蓄地表現情感。如用寬衣大袍、中規中矩的樣式或寫實與變體相結合的動物、幾何紋樣、花草
枝、藤蔓紋等具有抽象和寓意的服飾圖案來傳達一種與政治或倫理的關聯意向。
漢初之「袍」被作為禮服，一般多為大袖，袖口部分收緊縮小，緊窄部分為「祛」，袖身寬大部分為「袂」，所謂「張袂成蔭」就是形象化的描述;而魏晉時期的「竹林七賢」，其畫像人物皆穿著寬敞的衣衫，衫領敞開，袒露胸懷，或赤足，或散發，無羈放盪，張揚著崇尚虛無、輕蔑禮法的人生品性，給世人以高山流水般隨性自然的審美意境。中國傳統的女性服裝旗袍，是傳統服飾文化與現代時尚設計完美結合的典範，它造型完美、結構適體、內外和諧，是兼收並蓄中西服飾特色的近代中國女性的標准服裝，是中華服飾文化的代表，在女裝舞台上有著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旗袍的設計表面上不溫不火，實質上內涵豐富、意蘊幽遠，達到了形式與內容的完美融通。光滑的質感和簡潔的造型表現出流暢明快的線條與和諧一體的氣韻，展示出東方女子溫柔、典雅之美。這種氣韻不僅展於外表，而且沉於內心。穿上旗袍，既能襯托出東方女性優美的身段，又能顯示出其幽雅的心境和悠閑的生活節奏，充分展示出中國傳統服飾的含蓄美，呈現出一種宛若自然生命律動的朦朧佳境。
三、中國服飾文化的承傳拓展
1.繼承:拓展傳統服飾文化的基礎
中國素有「衣冠王國」的美譽。縱觀華夏服飾文明的發展史可知，「諧調」、「統一」是中國傳統服飾文化的真諦。自中國服飾文化誕生伊始，就遵循著理物取暖與審美表現、標識顯示與象徵表達、個性突出與喜慶吉祥相結合的製作原則，以最大限度地達到服飾與自然、服飾與社會、服飾與人群的和諧統一，而情景交融、意象統一更是中國傳統服飾文化最珍貴的審美品質。比如，作為中國傳統服飾文化的基本元素，「標示突出文化」同主要應用於人們在生產和生活中對等級尊卑、行業職別、年齡性別的標示和意念表達上，從原始部落首領與狩獵功臣的服飾標示到封建帝王的官服標示，從文官武官的服飾標示到現代軍裝、職業裝、晚禮服的服飾標示等，均彰顯著其「標示突出文化」的審美底蘊。當然，中國傳統服飾文化承載著傳統儒家中庸觀，受政治因素的影響頗深;而20世紀中期的「綠色」服裝覆蓋全國，「軍干裝」及其灰色基調也使中國服飾呈現簡單劃一的窘況。然而，中國傳統服飾文化中占數千年發展主流的是「諧調」、「統一」的服飾文化，理應將之發揚光大，諸如以原色表現為主的大氣而豪放的色彩文化，以追求內涵意義與表現形式圓滿統一並最大限度地達到服飾與自然、社會、人群協調一致的完美原則，以民俗吉祥意象為特徵的表現形式等，現代中國的服飾文化都應予以承傳拓展。
2.創新:傳統與時尚的完美融通
在當代中國，傳統服飾與時尚設計的審美融通對提高服裝的文化附加值、滿足時尚消費需求、締造民族特色品牌、開拓國內外市場具有特殊意義。全球化時代的服裝產業競爭日趨激烈，各國服裝設計師在服裝設計中都很注重對本國傳統文化元素的借用，以張揚本國服飾文化和民族特色。目前，中國現代服裝設計整體上還存在著設計理念落後、創意不夠、沒能把傳統服飾文化的精髓融入現代服裝設計之中等問題;加之國外品牌紛紛湧入，國內又缺乏與之抗衡的品牌，使中國的服裝設計在國內、國際競爭中均處於不利地位，嚴重影響了中國服裝業的進一步發展。所以，當務之急是在借鑒傳統文化符號的基礎上，將傳統與時尚有機地融合在一起，將之從表面符號的簡單借用提升到對服飾文化內涵的審美體認與表徵陰，創立自己的服裝品牌，發展中國傳統元素與現代時尚設計和諧融通的、具有中國特色的服飾文化。
實現傳統服飾文化與現代時尚設計的完美融通，實質就是一種在繼承傳統服飾文化基礎上的創新。這種創新首先須領會傳統文化，否則創新就是無本之木、無源之水，即設計師要在精神文化層面上把握中國傳統服飾文化的精神理念，將我國傳統文化元素與各種時尚理念、理論資源加以整合，把傳統服飾文化中的實用價值、文化價值和審美價值創造性地融入現代服裝設計，豐富其文化蘊意，提升產品的文化附加值，防止對傳統元素符號化、表面化的簡單組合或圖解式、獵奇式的樣品展覽。好的服裝設計創意是設計師在把握了傳統服飾文化理念之後，結合時尚理念和設計原則，對傳統文化積累、消化並感悟的一種自然情感表述，而不是現買現賣、照貓畫虎。河南「丙戌年黃帝故里拜祖大典」活動中展示的服裝就非常具有文化價值。拜祖服裝系列大多採用的是中性的流行色系列，顏色迥異、面料粗朴，以金色緞帶鑲邊;紐扣的設計則採用盤扣樣式，其金屬材質與服裝面料及服裝的金邊質地形成細膩的對比;袖口翻邊採用緞織紋路，既有古樸特點又有現代的工藝形式。整個設計將傳統元素與時尚設計完美結合，加之祭祖大典本身的特殊意義，可謂形式與內容完全融合在一起，取得了極佳的藝術效果。所以，當代中國的時尚服飾設計應該分析研究傳統服飾的配色及製作規律，理解、感悟傳統服飾文化的深厚、博大與凝重，並使之巧妙地運用到現代服裝設計中來，加之挑花、刺綉、蠟染、扎染、手繪、編織、織花、抽紗等現代工藝，並結合時代流行趨勢與時代特徵，將繼承傳統與探索創新有機結合，這樣才能創造出既有時代感又有民族神韻的服裝。
四、結語
中國傳統文化包羅萬象、意蘊廣遠、情趣雋永，是當代中國服裝設計的精神源泉。設計師只有深入解讀傳統服飾文化，領略其審美意蘊，才能在時尚設計中傳達出深厚的文化意蘊，才能在繼承傳統的基礎上發展創新。繼承傳統服飾文化的正確途徑是不斷地豐富它、發展它、超越它，而不能把目光只鎖定在中國傳統文化元素的形式上，形式與內涵的完美交融才是中國傳統服飾文化精神的生命力所在。所以，設計師應把握傳統元素所傳遞的文化信息，秉承隱藏在形式背後的精神內核，將之巧妙地運用於時尚服裝的設計理念中，拋開傳統文化形式的束縛，從而建構出國人體認的富有民族特色的現代服裝體系。此外，中國的服飾文化要在國際競爭中凸顯自己的優勢和特色，必須在立足中國傳統文化、借鑒國外先進技術的基礎上，結合傳統元素，把握時尚元素、時代脈搏和大眾需求，突破對中國服飾文化的淺層次應用，用國際通用的設計語言進行時尚設計，並融入中國的服飾文化元素，使傳統服飾文化與時尚服裝設計完美融合，使中國特色的服飾文化向縱深層次演進，從而提高本身的審美意識、應變思維和發展策略，拓展中國服飾文化的發展空間。
中國是一個多民族國家，人們對服飾文化的追求也是多方位、多角度、多層次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自由競爭、自由發展，集百家之長、揚千家之優，方能適應中國服飾文化發展的生命之旅。